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来自于实践。与此同时，追求理论创新是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天职。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要求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学者每做一个研究课题，每写一篇文章，都必须研究和回答新问题。
我大学读的是教育系，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后来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1968年9月到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和军训。1970年2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工厂管理部从事军需工业生产技术革新调查研究和成果推广工作。在总后勤部工作的8年多时间里，常年到全国各地的军需工业企业、各军兵种所属企业和“三线”军工建设工地进行调查研究，获得了工业经济、企业管理以及国防科技工业方面的实践知识，这为后来报考工业经济专业研究生和从事工业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知识。
1981年9月我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以下简称工经所）工作。我的研究方向是应用经济和企业管理，这是一个应用性很强的研究领域。专业特点决定了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必须熟悉实际情况，具有对实际问题的认识和分析能力。系统的专业训练是现实经济问题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但仅仅从书本上学习，是远远不够的。即使获得博士学位，如果出了学校门就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缺乏做实际经济工作的阅历和经验，其知识结构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也是有缺陷的。不扎根于中国这片热土，没有在中国从事实际经济工作的经验，就难以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国经济学家。
我可以分享实际调研中的两个例子。比如，我去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调研时，发现在海螺水泥具备国际先进水平的厂房附近，也存在一些很小很落后的其他水泥厂。通过观察这个现象，我们就可以立刻思考：为什么国内先进产能不能淘汰落后产能？再比如，我去日本访学时，发现日本的成田机场有一些专门负责接送旅客的接人公司，旅客统一在他们的引导下去往各自的目的地。而相比之下，我国的机场和火车站却没有这样的专业化接待机构，都是个人或者团体分别接送，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而且还造成了机场和火车站的拥堵。这个小小的案例，足以反映出中国的社会机制建设还存在提升空间。所以说，多实践和多观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知世界。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的论文和研究报告要做到有的放矢，没有从书本到书本的空洞说教，做出来的不是表面文章，而是透过现象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和客观经济规律。
我在工业经济理论研究上有所收获，是与1970年以来坚持深入实际和理论联系实际分不开的。老所长、著名经济学家马洪曾提到，工经所的研究方法是从问题出发，研究经济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为党和政府的经济决策服务。研究人员必须坚持理论结合实际，坚持调查研究。所以到工经所从事研究工作以后的40多年，我始终以老一代学者为榜样，坚持从问题出发，坚持深入实际，不间断地到工矿企业和各地区进行调查研究，积极参与中央各经济主管部门的政策咨询工作。由于我经常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直接得到工业企业发展、改革和运行的第一手材料，既加深了对实际情况的感性认识，更为理论和政策研究奠定了可靠的实践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们必须具备创新精神，时刻准备创新，不能成为一名做重复性劳动的“匠人”。
我到工经所工作的第一项任务是参与马洪同志主持的关于上世纪80年代中国工业发展问题研究。我承担了总结1979年开始的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提出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任务。根据对我国产业结构历史沿革问题的研究，我从理论上揭示了产业结构的内涵，即它是由前期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是过去劳动对现在劳动的支配。其作用主要是制约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关系，决定着产品的市场供求；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效率，关系到国家及企业的竞争力；决定和影响着贸易条件、进出口结构和效益。产业结构一旦形成，则具有刚性。结构调整将会影响资产存量比例关系的变动，因此既要解决生产力的物与物的关系，还要解决不同产业、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开始参与我事工业调整与改革问题研究，后来担任国防科技工业政策专家委员会委员。1991年秋季，美国与伊拉克之间爆发了第一次海湾战争。这次战争的形态与传争完全不同，进攻方海空一体化、战机隐形化、超视距、精确打击，零接触、低伤亡。海湾战争的模式不仅震惊世界，也促使我们重新认识现代化战争的战略与策略，认识到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从而思考军队建设和国防科技工业如何适应信息化条件下的高技术战争要求。我在参与国防科技政策研究过程中，在与军工专家切磋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防科技工业发展政策的主张，即实行“需求导向、创新引领、工程依托、企业为主体、产学研一体、社会化分工”的方针。
如何参与国际分工和提高工业竞争力，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临的重大课题。2001年初，中央有关部门要求我们工经所研究这个问题。我对世界工厂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界定了世界工厂的内涵。我认为，一个国家要成为“世界工厂”，必须是该国的工业有一系列重要生产部门的生产能力及其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位居前列，有一大批工业企业成为世界制造业领域的排头兵，它们的生产经营活动对世界市场的供求关系和发展趋势能够产生重大影响。我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既要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广泛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同时也要不失时机地推进产业升级，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领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改善贸易条件。
经过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后期的改革，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行业为主导的工业管理部门如煤炭部、石油部、机械部等陆续撤销，这些部门下属的企业成为自主经营的主体。但同时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即国有企业没有出资人代表，而且出现“五龙治水”的局面，即国家计委管企业投资、经贸委管企业运行、财政部管企业核算、外贸部管企业进出口、大企业工委管企业思想工作。在对这些问题进行调研的基础上，我于2002年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提出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建议，这份报告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此后，我参与了国务院国资委的设置及其职能的研究和文件起草工作。国资委的成立和运行，克服了“五龙治水”的弊端，明确了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的主体，防止了国有资产的流失，推动了大型国有企业的重组和发展。
正是依靠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工经所的研究人员既懂得运用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又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让工经所在国内外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影响力和声誉。
当前，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差距，中国式现代化还面临着不少难题。如何使我国经济发展得又好又快，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是经济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义务和使命。
从2004年开始，我的研究重点转向科技创新问题，并参与了新世纪我国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研究、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设备国产化研究、高性能纤维研发与制造能力研究等项目。通过对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我对科技创新的规律和组织方式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我认为，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科技创新分为发现、发明和科技成果产业化三个阶段。发现的目的在于揭示从宏观到微观物质世界的存在方式及其运动规律，主要是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工作的科学家的责任和工作重点。发明的任务是根据科学发现所揭示的规律，通过工程技术手段，研制新材料、新产品和新的生产工艺，主要是工程技术的创新。发现和发明虽然不可能完全分开，但在多数情况下，二者仍然是有区别的，创新的目标不同、侧重点不同，成果的表现形式不同。而技术创新成果工程化、产业化和市场化，则应当是企业家和工程师的责任。因此技术创新必须以企业为主体，技术研发中心应建在企业，技术创新队伍应集中在企业，唯有如此，才能解决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两张皮”以及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率低的问题。
我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上发表过一篇散文诗，在这里引用其中的一段与大家共勉：“我们的劳动是无形的，但可以变成物质力量。虽然我没有站在炼钢炉旁，但同样在为高楼大厦输送钢梁。从地球同步轨道的人造卫星，到深海油田的钻井台上，从无线通讯的基站，到纵横万里的互联网，从丰收的田野，到琳琅满目的商场，哪里有生产、流通和消费，哪里就有我们的劳动，哪里就凝聚着我们的智慧和思想。不必羡慕诺贝尔经济学奖，13亿人（现为14亿多人）的神州大地，从贫穷走向小康，从落后走向富强，才是中国经济学家的理想。”
